2003年10月16日，北京西郊机场，杨利伟走下飞机时，张玉梅正牵着儿子站在人群中。母子俩没有站在最显眼的位置，却被刚刚归来的杨利伟一眼认出。短暂的相拥，没有太多言语，却让持续了近二十年的夫妻生活，第一次被公众看见。 一天前，神舟五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。9时整，长征二号Ｆ运载火箭托举飞船进入太空，杨利伟成为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。对外界而言，这是国家航天事业的重大突破；对张玉梅而言，那是丈夫一次无法陪伴、也无法替代的任务。 火箭点火时，张玉梅并没有一直盯着屏幕。她后来回忆，紧张到心跳加快，只能暂时移开目光。那种担忧并非临时出现。早在杨利伟还是空军飞行员时，她就已经明白，丈夫的工作意味着长期分离，也意味着随时可能面对风险。 两人的缘分，起点并不浪漫，反倒带着几分朴素的巧合。 张玉梅和杨利伟都是辽宁绥中人，曾在同一所中学读书。那时两人年纪相仿，却没有真正交往。杨利伟在学校成绩突出，名字常被师生提起；张玉梅偶尔听说过他，却没有想到，这个少年后来会成为她的丈夫。 中学毕业后，张玉梅考入锦州师范学院，走上了教师培养的道路。杨利伟则通过空军招飞选拔，进入空军第八飞行学院学习。一个准备站上讲台，一个开始接受飞行训练，人生轨迹看似越走越远。 有意思的是，张玉梅小时候也向往过蓝天。她曾跟着在机场工作的姐夫接触飞机，看到飞机起飞，便想过有朝一日成为飞行员。遗憾的是，近视让这个愿望没有实现。她转而选择教师职业，把培养学生看作另一种帮助年轻人飞得更高的方式。 参加工作后，张玉梅来到绥中第三中学任教。杨利伟的母亲也在这所学校工作，两人从校友变成了同事。杨利伟长期在部队，接触女性的机会不多，性格又比较内向，婚姻问题自然成了母亲挂念的一件事。 杨母对儿媳妇的要求并不复杂：人品端正，性格温和，最好是本地人，能够理解军人家庭的生活。校医任彦秋了解张玉梅的情况，便向杨母提起了这个姑娘。 那次见面，杨利伟还在部队，无法及时赶回。杨母先去了解张玉梅。戴着眼镜的张玉梅举止端庄，说话稳重，给人留下了清爽利落的印象。杨母回去后，对儿子说：“这个姑娘，你可以认真认识一下。” 杨利伟回家后，两人才正式见面。张玉梅看到的是一名身上带着军人气质的年轻人，杨利伟则注意到她待人有礼、做事踏实。交往没有复杂曲折，彼此认可后，感情很快稳定下来。 但杨利伟没有把军旅生活说得轻松。他把飞行训练的危险、长期分居的现实，以及一年只能有一次探亲机会等情况，都提前告诉张玉梅。他曾经有过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，正是因为对方家庭顾虑军人职业的风险，最终两人未能走到一起。 张玉梅听完后，态度很明确：“这些情况我都知道，既然认定了，就不会因为距离改变。” 这句话让杨利伟放下了顾虑。1990年年底，他利用探亲机会回到绥中，与张玉梅办理了结婚手续。按照当时部队的相关安排，张玉梅辞去教师工作，随丈夫前往西安生活，后来又辗转四川、北京等地。 随军生活并不轻松。住所会变，生活圈子会变，丈夫出任务的时间更无法由家庭安排。杨利伟每次外出飞行，张玉梅都要等消息。她很少把焦虑直接表现出来，而是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妥当，尽量不让丈夫在训练之外分心。 真正改变这个家庭生活节奏的，是航天员选拔。 1996年，中国在全军飞行员中开展航天员选拔，约1500名飞行员参加。经过身体检查、心理评估、专业训练等多轮筛选，杨利伟在两年多后入选航天员队伍。那时，载人航天对中国来说还是一项全新的事业，训练内容和风险都没有现成经验可供照搬。 从飞行员转为航天员，难度远不止换一架飞行器。超重、失重、密闭环境、长期训练，以及对突发故障的应对，都在考验人的身体和意志。杨利伟进入航天员训练体系后，回家时间更加有限，张玉梅承担的家庭责任也随之增加。 有关方面曾征求她的意见。面对这个选择，她并非没有犹豫。丈夫要承担未知风险，家庭也要承受更长时间的等待；另一方面，这是国家载人航天计划的重要任务。经过考虑，她选择支持杨利伟继续训练。 在航天员训练期间，杨利伟回家次数不多。难得回家时，他也会主动做家务，尽量分担妻子的压力。夫妻二人的相处方式并不张扬，却有一种军人家庭特有的直接：重要事情讲清楚，困难一起承担，剩下的时间各自把该做的事做好。 2003年10月15日，神舟五号发射升空。地面上的张玉梅没有参与发射决策，也没有办法替丈夫承受训练中的任何考验，她能做的只是等待。直到10月16日，返回舱在内蒙古主着陆场安全着陆，杨利伟走出舱门，她悬着的心才真正放下。 机场相见时，张玉梅带着儿子迎接丈夫。这个家庭没有刻意制造场面，杨利伟走近后，一家三口紧紧拥抱在一起。此前很少公开露面的张玉梅，也因此被更多人认识。 后来，张玉梅曾在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从事资料工作，生活仍与航天事业保持着联系。她和杨利伟的婚姻，没有太多传奇化的情节，更多是一次次选择之后的坚持：从相识、结婚，到随军生活，
